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璟瑄

一块U盘，成为一部30万字科学家传记的起点。

2024年，传记作家杨黎光接下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写传记的任务。彼时，他正在撰写《朱光亚传》，对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经历已有不少了解。杜祥琬比他们年轻一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还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不久，他便进入核武器研制一线，参与了氢弹的试验。

但当打开主办方寄来的装满资料的U盘时，杨黎光还是吃了一惊。口述历史、往来信件、安博·体育-安博（中国）报道、同事回忆、传记文章……资料多到他的电脑直接提示“内存不足”。而更大的难题是：这些材料真实、权威，却散落在杜祥琬80多年人生的不同角落。怎样从浩瀚史料中，找出一个真实的人？

近日，在中国科协、中国作协主办的“科学家故事汇·以身许国酬华年”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出席并见证了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和科学文化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的新书发布会。传记作者杨黎光也在现场分享了创作历程与感悟。

“如果今天总结杜院士的一生，我觉得用杜老自己说的一句话，最恰如其分：‘我们这一代人，国家要我干什么，我就去学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杨黎光说。

寻找属于科学家的“核”

“写好杜祥琬，首先要把他的一生从海量的资料里寻找出一个一个人生片段，再把它‘拼’出来。”杨黎光表示，创作《杜祥琬传》的过程是自己从未有过的一次写作经历。他记得，自己一面在“虚拟世界”中逐篇阅读资料，一面在现实世界中拿纸和笔“一点一点地拼”。“时间、地点、事件、人物被逐一写下，再排列、连接，最后摊开的纸接起来足有十几米长。”

1956年，18岁的杜祥琬高中毕业，曾计划报考天文学专业。然而，命运给了他另一个选择——他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国家需要他学习核物理。杜祥琬没有片刻犹豫，他放下了天文学理想，选择了核物理。

70年后，在“科学家故事汇·以身许国酬华年”活动现场，一张1956年的留苏预备部学员登记表重新出现在88岁的杜祥琬面前。他看了看照片，笑着说，自己当时“很期待，并不紧张”。

杜祥琬回忆，1964年留苏期间，一名苏联同学曾问他：“杜，你在这里学核物理，回中国有啥事可干呢？”当时的杜祥琬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没有回答。

第二天，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那名同学又兴冲冲找到他：“杜，这下知道你回去有事可干了。”

不久后，杜祥琬回到祖国，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下称九院‌），与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于敏等核物理学家成了同事。在走上工作岗位那天的日记中，年轻的杜祥琬写下：“这里有革命、建设两副担子，要用两个肩膀挑起来，要赶世界的先进水平，为祖国和世界革命人民争气。”

对于杨黎光而言，宏大的时代命题正是由这样一个个来自科学家的真实瞬间组成的。从核武器研究，到“863计划”中的强激光技术，再到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杜祥琬的科研人生一次次转向。杨黎光发现，如果只罗列成果，这样的人生很容易被写成一份长长的履历表。

“事情都写到了，但是看完以后，读者脑子里还是一团乱。”在杨黎光看来，一部传记首先必须找到属于这个人的“核”。

但寻找这个“核”，并不意味着塑造一个生来就伟大的英雄。杨黎光告诉记者，他尤其在意两个词——“可亲”和“可信”。“好多英雄写着写着就不可信了，好像天生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真正能够使人物立起来的，不是作者反复说明他多么伟大，而是让读者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一步步走到重大历史现场，又如何在一次次选择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坐标。

为此，杨黎光不断在资料里“淘”细节。他把这个过程比作“铜里淘金”——前人整理留下的材料本身已经很珍贵，作家要从中找到最能照见人物性格的那一束光。

传记第一稿写完时，已有30万字。直到这时，杨黎光才第一次真正面对面采访杜祥琬。

2025年5月17日，杨黎光一早从深圳乘飞机赶到北京。去见杜祥琬的路上，杨黎光心里一直忐忑：两个人此前从未见过，如果自己耗费大量时间从纸面材料中“拼”出的这个人物，传主自己不认可怎么办？

交谈开始，已经看完初稿的杜祥琬说的第一句话，让杨黎光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杨黎光记得，那天下午两人在一间办公室坐下来，周围静得仿佛“尘埃落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杜祥琬一个一个地答。

“杜院士不是滔滔不绝的讲述者。即使谈起战争年代的颠沛、父母和往事，他的语调依然平静。”但杨黎光感觉得到，“他表面上很平静，内心是在起伏的。”

经历四个多小时的交流之后，杨黎光逐渐在初稿基础上补齐回忆碎片，在后续一次次交流、修改中完善。对杨黎光而言，杜祥琬本人的认可是对这场漫长“拼图”最重要的回应，至少，自己从历史材料中还原出的那个人，“像他，是他”。

“把自己放在蘑菇云的中间”

杜祥琬回忆中提到的“难忘的20分钟”，让杨黎光印象深刻。

1969年10月，杜祥琬所在的九院九所接到命令，要从北京塔院整体搬迁至四川绵阳梓潼的“902基地”，火车途中经过郑州临时停了下来。几个月前，杜祥琬的母亲段子彬去世，如今父亲独自一人在郑州生活，杜祥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回家看父亲一眼。

骑车飞驰回家，杜祥琬看到父亲正佝偻着身子坐在床边，屋里的生活陈设简单。厨房里只有一个小牛奶锅，既用来煮面，也用来做其他饭食。过去一直由妻子照顾生活的老人，如今只能独自料理日常。

“时间以分秒在计算，杜祥琬知道自己必须马上赶回去，他担心一旦火车开动，不但后果严重，代价更是不可承受之重。他深情地看着受难中的父亲，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爸，坚持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贡献。’”杨黎光在书中这样写道。

杜祥琬后来回忆，他在父亲身边只待了几分钟，加上一去一回的10多分钟，一共也就20来分钟。

在杨黎光眼里，如果重大科学成就是“骨头”，这些生活中的情感和细节就是“肉”。只有二者一起存在，一个著名科学家才可能从历史材料中真正走出来。

在当天活动现场，坐在杜祥琬身旁的妻子毛剑琴，从另一种视角补充了那代科学家的样子。

她回忆，自己在九院工作的10年，是“一辈子最珍惜的年华”。在那里，她看到许多“干大事的人”，生活中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毛剑琴表示，面对科研试验中的危险和意外，平日平易近人的科学家往往会把责任留给自己，“到了关键时刻，冲锋在前，把自己放在蘑菇云的中间”。

谈到从核物理转向强激光研究时，主持人再次提起杜祥琬年轻时日记中“两个肩膀挑担子”的表述。杜祥琬则表示：“其实我这两个肩膀，挑不起来这个担子，要靠专家组，靠大家。”

强激光和核物理毕竟不同，需要重新学习理论。杜祥琬说，那时既要学习，也要依靠专家组，“把很多科学家的智慧，把他们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才能完成任务。

一名青年观众向杜祥琬提问：“面对许多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科研难题，老一代科学家最值得今天青年科研人员继承的是什么？”

“一个是依靠集体，一个是靠学习。”杜祥琬说，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学习、讨论，“集体来讨论出来一个眉目，这样才能做事”。

杨黎光记得，杜院士曾问过：“有那么多科学家一起工作，为什么要突出写我？”在杨黎光看来，一个科学家的事迹并不只属于个人，而是一个个具体人物身上的精神汇聚起来，才构成一个时代的科学家群体的精神面貌。

“这是国家巨大的无形资产。”杨黎光表示，这种认识也改变了他自己。他把写作《杜祥琬传》的过程形容为一次“灵魂净化”。在杜祥琬身上，他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也看到爱国、爱家如何在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慢慢沉淀下来。

在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的新书发布也承载了特殊意义。杨黎光希望这些科学家的故事能够被更多孩子看到，并建议将优秀的科学家传记进一步整理成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版本。他认为，为科学家立传，是要将那些可能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的故事重新挖掘出来、擦亮，再交给后来的人。

杜祥琬表示，“科学家故事汇”这个名字很好，“因为许多科学家的故事汇到一起，就形成一种精神；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感受到这种精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