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手记

　　此文写于1996年，距今已近30年。那个冬天，我采访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表演，可她身上那股子真气，是一个艺术家最珍贵的魂。

　　李维康老师已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她的一生，正如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先生所说——“熔铸百家，自成一家”，她没有门户之见，只有对艺术的真诚，对做人的坚守。她欠女儿一个童年，却给了观众一辈子的好戏；她不会趋炎附势，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风骨。

　　■程盛鸿

　　1996年的北京，冬日的风有刺骨的寒意。我作为《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踩着灰调水泥楼梯，敲开了中国京剧院宿舍楼里的一扇的门。开门的是耿其昌——李维康的丈夫，也是她的老搭档。他笑着侧身：“快进来，维康刚吊完嗓子，正等你呢。”

　　屋子不大，只有50多平方米。客厅里堆着戏箱、剧本，墙上挂着几张剧照，最显眼的是一张《四郎探母》的剧照，李维康饰演的铁镜公主，眼神灵动，指尖微翘。而面前的她穿着一件紫花棉袄，发髻上插着一根素净的木簪，没有一根发丝是刻意修饰的，却透着一种不事雕琢的清雅。

　　“坐吧，小程同志。”她给我倒了杯热茶，手指上有常年练功留下的薄茧，“听说你想听听我的故事？”我点点头，打开了笔记簿。那年的采访还用纸和笔，笔在纸上滑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恩师华慧麟告诉我“做戏先做人”

　　话题是从她的老师华慧麟开始的。李维康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眼神忽然飘远，像是回到了30多年前的戏校。

　　“华老师是梅兰芳的入室弟子，也是王瑶卿的徒弟。她教戏跟别人不一样。”她顿了顿，笑了一下，“别人都说我是个‘金嗓子’，可华老师第一次听我唱，就皱着眉头说：‘你的声音并没有出来，只是前几排观众听见罢了。’”

　　李维康放下茶杯，用手比划着：“她让我找‘闭嘴打哈欠’的感觉——下颌松掉，耳前那个关节往后下方落，上下后槽牙之间能塞进一根手指，软腭要像含了半口水一样抬起来。这叫‘立音中轴’，声音不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是从丹田上来，经过胸腔、咽腔，最后‘立’到头腔里去的。”

　　她说到这里，忽然站起身，给我示范了一句《霸王别姬》里的“明灭蟾光金风里”。声音一出来，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那声音不是“亮”，而是“透”，像一根水晶柱子，亮而不刺，远而不飘。

　　“华老师为了这一句，能让我连唱十几遍。”她坐下来，揉了揉喉咙，“有一回，我唱到‘风’字，她突然把手里的戒方往桌上一拍：‘不对！你又咬后牙根了！’她说，后牙根一咬，咽腔就缩了，唱两句就累，根本持久不了。”

　　我听得入神：“那后来呢？”

　　“后来她干脆把我叫到她家里去单练。”李维康的眼神软了下来，“她家在西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星期天就把我叫去。吃完饭，就开始抠戏。”

　　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华老师身体不好，可教戏一点不含糊。有一回，我卖力演完一段《霸王别姬》，满以为她能夸我两句，结果她脸一沉，说：‘你还不及格哩！’”

　　她笑了笑，“她说，光会模仿有什么用？你得懂人物。一招一式都得立在人物的情感上。”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看着她眉宇间的川字纹，忽然觉得，那个被华慧麟骂到掉眼泪的小姑娘仿佛就坐在眼前。

　　“华老师教我的，不只是怎么唱，还有如何做人。”她轻轻地说，“华老师一辈子不趋炎附势，教戏先教人。我后来在剧团里，不管遇到什么事，总想起她的话——做戏先做人，唱腔先立魂。”

　　最遗憾的，是欠女儿一个童年

　　她回忆起一件小事。20世纪80年代初，剧团里评职称，有人到处托关系，她却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知道自己唱得怎么样，观众知道就行，何必去求人？”结果，那年她评上了一级演员，还是团里第一个被提拔的年轻人。

　　“有人说我清高，有人说我傻。”她笑了笑，“可我这么多年，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做过一件亏心的事。这比什么职称都强。”

　　她说到做到。1984年，她承包了京剧院二团，当团长。那是个苦差事，要自己带团跑码头，自己算账，自己与人打交道。“我一个唱戏的，哪会那些应酬？可我不能让团里的演员饿肚子。”她带着80多人，从北京跑到徐州，跑到上海，49天演了38场，一场戏下来，团里只剩几百块钱，几十个人分。

　　“那时候真难啊。”耿其昌在旁边插了一句，“有回在徐州，剧场连个像样的后台都没有，我们就睡在舞台上，盖着自己的棉大衣。维康那时候身体不好，可她硬撑着，一场都没落下。”

　　李维康摆了摆手：“那不算什么。我这个人不会说软话。可我对团里的演员们，从来都实心实意的。谁家有困难，我第一个帮忙。”

　　“您从来没觉得委屈过吗？”我问。她想了想，摇了摇头：“委屈什么？我靠本事吃饭，靠观众捧场，活得坦坦荡荡，这就够了。”

　　但一说到孩子，她的眼神忽然暗了下来。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女儿玉菲。”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她小时候，我没怎么陪过她。除夕夜，别人都在家吃团圆饭，我和其昌在外地演出，孩子要么送姥姥家，要么全托在学校。我到现在都记得，她5岁那年，我回家时，她躲在姥姥身后不敢认我。”

　　谈到这些，她的声音有点发颤：“我欠她的，太多了。有一回她发高烧，我还在外地演出，等我们赶回家，她自己裹着被子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的，看见我们就说：‘妈妈，我没事，你别担心。’”

　　她抹了抹眼角：“我欠了她的童年，欠了她太多的欢乐。”

　　耿其昌在旁边叹了口气：“那时候我们俩工资都低，一个月加起来才84块钱。团里效益差的时候，连医药费都报不了。维康做手术后大出血，我守在手术室门口，抽自己的血给她输。那时候真难啊，可我们没抱怨过。”

　　“我不后悔唱戏。”李维康抬起头，眼神又亮了起来，“但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宁愿少演几场戏，多陪陪她。”

　　塑造人物，靠的是“人比戏真”

　　谈回唱戏，她的精神一下子又回来了。“你看过我演的《四郎探母》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看过，您演的铁镜公主，活灵活现。”

　　“华老师教得好。”她笑了笑，“她说，演铁镜公主，不能只演她的娇憨，要演出她的身份——她是辽国的公主，是杨四郎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要有分量。”

　　她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坐宫”那场，铁镜公主猜杨四郎的心事，有一句唱词：“莫不是思骨肉意马心猿？”华慧麟要求她唱到“意马心猿”时，眼神要从杨四郎脸上慢慢移开，手指轻轻点着自己的胸口，然后忽然抬眼，直视杨四郎的眼睛。

　　“这个动作，我练了几百遍。”她伸出手，指尖微微翘起，眼神里有一丝狡黠，亦有一丝温柔，“华老师说，手指不是随便点的，那是公主在试探丈夫的心。眼神不能飘，不能虚，要像一根线，直直地扎进杨四郎的心里。”

　　她给我示范了一下那个眼神——我忽然觉得，眼前的她不是李维康，是铁镜公主，是那个在宫里等了丈夫一夜的公主，眼里有一丝埋怨，又有一丝心疼。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一辈子，唱了这么多名戏，塑造了这么多人物，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是‘真’。唱戏要真，做人要真。演人物不能装，要演到骨头里。做人也是一样，要活得实实在在。”

　　她站起身，走到墙边，指着那张《四郎探母》的剧照：“你看这张照片，这是铁镜公主，不是我自己。可她身上，有我的魂。唱了这么久，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戏比天大，可人比戏真。”

　　临走的时候，李维康握着我的手，送我到门口。

　　我走出门，楼梯间的风很大，可我心里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