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摘选自《留白》

一个概念的悄然变迁

在当今时代的语境中，关于科学的谈论在绝大部分场合都是令人鼓舞的。科学家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那样，拥有远见与智慧，为懵懂的人类带来了一切走向更加文明未来的技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辉煌文明成果背后的伟大英雄。不妨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魔法师，有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让人类一次次地印证了智性的力量。他们不断以全新的科学与技术颠覆和再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从历史的视角看，“科学”这一语词的内涵有巨大的断裂。不同语言中的“科学”，其语义有很大差异：例如拉丁语中的“scientia”和德语中的“die Wissenschaft”，其意涵都是指“可以习得的知识”，其中包括哲学、神学、法学以及其他技能性知识，其中拉丁语更强调知晓的状态和过程，而德语则更强调知识的整体性。此外，法语和英语中的“la science”和“science”在古典时期的意涵也是指“系统性的学识与知识”。

然而，在现代的主流意涵中，英语和法语中的“科学”都是直接指自然科学知识和实证科学知识，而且出现了“social science/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les sciences/sciences humaines”（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区分。现代语言中“科学”一词指涉的是狭义的自然和实证科学。而当这种狭义的自然科学进一步被抬高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一种被称为“科学主义”的倾向便随之出现。

从知晓的过程到知识整体，再收束为自然科学，不仅是一个语义的窄化过程，更是关于知识的价值及标准的范式转换。从科学到自然科学，再到科学主义，这一语义脉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知识由一种类型逐渐被抬升为价值标准的倾向。从科学方法的标准化到科学主义的泛滥，科学就成了一种价值标准。换言之，可以用是否“科学”（或曰符合“科学标准”或“科学规范”）来评判某种知识或智识表达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自然科学之外的所有学科和智识都需要展开是否符合“科学规范”的自我审查，并需要在承认“科学规范”的优先性的前提下，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易言之，自然科学方法和规范的主导性地位，在客观上对其他类型的知识（主要是人文和社会视角下的智识）构成了某种压迫。

当代哲学中十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展开的对所有哲学表达的“可验证性”审查，就可以被视为这一危机状态的鲜活例证。鲁道夫·卡尔纳普在其著名的宣言式的“拒斥形而上学”论文中特别指出，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因其不可验证以及语义上的逻辑矛盾，是形而上学的伪陈述和典型的无意义语句。其中关于“无意义”的指控是十分严厉且笃定的，而且也拿出了近似物理和数学的可计算性或刚性逻辑标准来进行评判。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有意义”还是“无意义”，而是“意义”的标准是什么？若以实证科学的可验证性作为衡量“有意义”的唯一尺度，就可能使原本适用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标准延伸到与精神秩序和主观感知相关的领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人文学科的“自然科学化”。

此外，在科学主义的预设之下，人们也会对自己的认知方式及知识储备展开价值评判，并且尝试审视自身或他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科学”或“不科学”来评判某种认识方式与知识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成了知识评判的标准，掌握着赋予知识价值的权力。任何被定义为“不科学”的认识和知识形态要么被否定，要么就需要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或改造。

这一趋势导致的重要结果是，人们在刻画与分析无限复杂的经验世界时越来越排斥感性与个体性的行动，因为这些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触角往往缺乏在主体之间的、公共的可验证性。感性的退场在凸显理性及其知识规范的同时，也迫使精神生活中的主观感受、个体经验以及体悟、行动退出“知识体系”，进一步巩固了自然科学在人类智识中的主导地位。

从知识价值的评判标准到社会生活中对科技和器物的全面肯认，让“科学”成为更加宽泛的价值赋权机制，其价值评判权力从知识的规范性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逐步成为一切事物“合理性”的基石，即任何事物的价值都需要被放在“科学”——是否采取了科学化且可计算的评判标准，是否围绕着对科学的价值肯认展开——的框架下进行审查。由此，科学从特殊的知识探索和生产方式转变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评判尺度，以“科学主义”的姿态检视和审查所有的社会现象与人类生活。

当然，从科学知识到科学主义的变化显然并非纯粹的观念变迁，而是依托一套十分繁复且高效运作的社会性建制，借此对技术与器物实现了从生活经验重塑到认知重构的彻底掌控。纯粹的科学知识以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方式展开以数学演算为底座的对客观世界对象的精细刻画，并从中抽绎出同一个事物内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作用机制与因果链条。

依托这套科学知识，人们发展出支配、组合各类事物的技术，进而将技术与工程制造结合在一起，形成大规模的器物生产，从简单的工具性器物到功能繁复的高科技器物，全面改造人的生活方式与行动模式，进而重塑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肯认方式。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与器物以介入生活的形式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人类自身。

高效之下，我们会失去什么

检视过往几个世纪由科技和器物主导的社会变迁，可以看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工程、从工程到产品的各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从科学家的实验室到工业流水线上的工具和器物生产，直至不同器物带来的生活改变，成为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关键动力机制。

这一过程往往还与特定的社会运行机制相关联，例如资本对技术的投入、消费话语对器物需求与感知的塑造，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由器物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的价值评判。对科技与器物可能产生的对人性与生活形态的反噬，都需要在对纯粹科学的正面价值预设基础上展开自我审查和反思。科技创造器物，并以器物对生活方式的重塑来达成科学知识的说服力。同理，针对科学知识的价值预设反过来加强了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和价值标准的科学主义。

从可观察的、浅表的生活经验出发，科技与器物带来的根本变化是便捷和效率，是将人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与艰苦的身体劳作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闲暇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让人类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这一论证链条看起来是完全闭环的。然而，其中被忽视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人类的生活品质？实际上，人类对何谓美好且良善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如果说，让人类的身体劳作不断退场、进入闲暇状态就是品质的提升，是否流于褊狭？更何况，历史已经反复向我们证明，器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迭代真正推动的是生产效率，其给人带来的根本影响并非闲暇时间的增加，反而可能使人更深地卷入高效且重复的生产过程，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空间受到压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生产节奏所支配。简言之，人们被更深地卷入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逐之中，个体自主空间也随之受到挤压。

器物在以效率和便捷的方式解放人的同时，也会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依赖技术、器物及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更深度地卷入自我异化和物化的进程之中。工业革命以降的各种机器的诞生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信息革命则是以更加高效且便捷的信息生产和传递技术为基础，重塑了信息交换方式，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进而进一步提升了社会运行、资本流通与产业整合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以界面和富媒体为基本形态的信息获取正在重塑我们的认知偏好与知识结构。

进至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智能化的方式渗入从生活到生产、从认知到行动的各个领域，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在哪些方面机器可以协助乃至替代人的部分工作，人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又何在？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进步第一次让人对自身的核心价值产生了根本性怀疑。

与之相对，从个体视角出发，从生产到消费，人日渐成为被器物把控的对象：从生产端看，制作意义上的不断自动化，以及职业环境中的信息渗透，让每一个人以职业化和流程化的方式被锁定在某个生产领域的某个环节之中，保证自己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获得社会意义上的价值肯认并获得指向消费能力的价值交换。从消费端看，新增的器物和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可消费之物的供给，这就必然推动制造新的消费需求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消费需求可能并非来自人自身的自觉需要或生活必需，而更多是被消费话语所塑造，或伴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迁而被不断催生出来的。

以不断进化的通信与信息获取方式为例，从传真机到电子邮件，直至不断出现的智能信息终端及即时通信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随着信息渠道的增加以及信息传递速率的提升而不断迭代。但是如果换一种提问方式，就会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一方面，人际交往可以被简化为信息交流或信息交换吗？面对面的对话、人与人之间基于生活经验共享而产生的情感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极速的信息传递在不断以职业空间延伸的方式侵蚀个体生活空间的同时，在多大程度上削减了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与精神沟通？易言之，不断加速的信息交换是否带来了更深刻的人际疏离和个体的孤绝状态？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其他技术和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劳作形态及认知模式的影响之中。不妨说，人类总是在自身创造的不同类型和功能的器物与技术的影响下观察其对自身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的改变，并且通过这一改变来反向观察人的本性，进而理解相对于人的本性而言技术的正面或负面效用，并思考如何以更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运用科技和器物，而不是被技术裹挟和反噬。

从作为知识全体的科学到纯粹的自然科学探索，直至从自然科学知识到技术与器物的闭环中涉及的社会生产与权力运作，科学的内涵及其功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也最重要的两个变化是：从全体知识到自然科学知识的收束，以及从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方法体系的自然科学转向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科学主义。

这两个变化都是由以自然科学知识生产及其运用为轴心的社会性建制推动的，以价值标准的方式切入所有事物的价值评估，让社会生产、个人生活以及知识形态的不同层面都成为以科学、技术、器物为中心的社会运作模式的附属品，不仅抑制了人文和社会生活视角下的对科技及其后果的观察和反思，而且推动人文理解与社会观察都自觉不自觉地展开以“科学态度”为标准的自我审查，接受并自发运用在“科学主义”或理性标准基础上展开的社会话语和公众认知的审查和评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自然界与物理现象展开持续探索并展现人的理性能力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科学，一旦被泛化为无所不至的评判尺度，就可能在不经意间塑造人的生活形态、抑制人的感性与精神生活。这里需要警惕的是科学被推向“科学主义”之后的越界，而非科学本身。

当然，我们需要警惕自然科学规范的过度延展甚至滥用，提出从人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反思科技与器物及其效用的必要性。我们应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科学主义”，避免将一种知识形态偷换为普适的价值标准，警惕让追求真理的热情异化为一种思想上的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