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放送协会主办的第五十四届红白歌会在东京拉开帷幕。这档节目在日本素来被视作一年之中最具分量的音乐盛典。

登台名单上还写着另外一支队伍，那是从北京过来的一支民乐组合；弹琵琶的、拉二胡的、拨古筝的，一共十二位中国姑娘，当着日本观众的面把曲子奏完了。

十二位没有日本国籍的人士以集体形式登上红白歌会的舞台，这在该节目历史上尚属首次特例；相关情况由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后续发布的介绍中作出说明。

这支组合正是。彼时距离她们正式组建，才过去了两年半光景。

外界对她们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国内尚未走红、日本反倒先火起来这一层面。

那么，当年这把发展重心移向日本，最终是否得偿所愿？

把时间线往前推一推，事情的脉络会清晰许多。

女子十二乐坊的操盘手，本身并不登台演奏。

根据中新网二零零三年八月七号刊出的专访，他从一九八八年踏入音乐圈，是崔健迈向摇滚音乐市场的首位经纪人。

一九九四年星碟公司由他一手创立，江珊、陈琳、罗琦、隋兵等歌手先后交由其担任经纪人，流行音乐作品那一块，也有不少制作活儿经过他手。

按当事人的回忆，童年时期那一辈人接触到的音乐无非样板戏与民乐两种，民族音乐的根须在那个时候便深植于脑海之中。

在百度百科的词条里可以查到，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号这天，王晓京和几位友人一同把女子十二乐坊组建了起来。

二零一一年《中国文化报》一篇回顾文章里讲到，这支乐团的组建酝酿了差不多十二个月，头一批选进十三位姑娘，院校出身并不单一，既有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的，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十三人当中有一位专司二胡替补。

琵琶、二胡、古筝、扬琴、笛子，这是那批乐器里最常见的几样；可到了舞台上，玩法跟传统民乐团差得很远。

二胡改为站立演奏，乐手随节拍晃动身体，灯光与舞美按照流行演唱会的思路来设计，曲目中还融入了拉丁、爵士、摇滚等西方音乐元素。

二零零一年十月，乐团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举办了首场音乐会《魅力》。

形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市场却并没有立刻给出积极回应。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这段时期，被《中国文化报》总结出两个特点：形式上有新意，推广起来却相当吃力。当时流行歌曲占据着国内唱片市场的大头，民乐的这种新尝试在宣传环节遭遇的阻碍自然不少。

王晓京随后把突破口转向海外，首站便定在日本。

那场专访中，当事人毫不回避地表明了两重身份——做音乐的人，做买卖的人。在当事人看来，中国民乐要站上世界舞台，音乐自身的吸引力固然是根基，可当代商业化的打造与推广同样缺不得。

二零零三年八月中国网曾刊出报道，称这支乐团的合作方是日本一家叫普拉蒂亚娱乐的唱片公司，该公司当时还打算拿出两亿日元投给乐团，先把日本本土的市场做出起色，再借势推向美国。

首张日本专辑的发布活动定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于东京举行，读卖安博·体育-安博（中国）、朝日安博·体育-安博（中国）、东京广播公司与日本放送协会这四家媒体均派记者到场。

同一天里，这张与专辑同名的作品就卖掉了整整一万张，依据来自世纪星碟官网的公开资料。

八月的钟声刚敲过，中新网就刊出消息：这张专辑推向市场还不满十天，卖出八万多张，一路冲进日本公信榜的前十，这样的成绩在中国音乐闯荡日本市场的历史上还找不出先例。

日本媒体那阵子轮番找王晓京做访问，几乎天天都有约，当地舆论界则把这张专辑卖得火爆这件事，当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

这张专辑后来的累计销量一路攀升，据多方资料记载，其最终销量超过了两百万张，公信榜榜首的位置也由此被它拿下。

就在这股热度之下，举办方递来了年底红白歌会的邀约。

相关资料记载，门票开售后仅八分钟即被抢空，那是乐团头一回登上日本武道馆的舞台做公开演出，时间已进入二零零四年。

那张取名的专辑在当年问世，乐团依照既定安排把它推向了美国市场，唱片在当地也顺利发行；同一时期，亚洲多处地方同样留下了这支乐团巡演的身影。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女子十二乐坊早年在日本引发一阵追捧热潮，五十万名日本乐迷因此学起了中国民乐。

两年多一点的工夫，队伍刚组建就上了红白歌会，紧接着又站上武道馆的舞台，日本这一程大致照着原先的设想走完了。

然而热度这东西，往往来得快，退得也不慢。

一场围绕创意文案是否侵权的诉讼，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经中新网转引《信报》消息进入公众视野，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王晓京一同被北京策划人张铁军列为被告，诉状递交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该院已受理立案。

《中国文化报》此后在回顾这支乐团头十年时，给出的说法是国外走红、国内争议；而在国内，关于她们的种种议论从来就没停过。

站着拉琴、跟着节拍晃动身子，这套演法在部分人眼里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另一些听众觉得正是它让民乐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

真正让乐团放慢脚步的，还是自身阵容与合作方的变化。

乐团之所以慢慢从中国与日本观众的视线里消失，据《人民日报海外版》那篇报道所述，缘由在于人员换了、日方的经纪公司也关了门。

发行与宣传原本排得极密，日方那条通路一断，这股紧锣密鼓的势头便戛然而止。

这段时期里，乐团并没有解散。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这天，一场名为庆三八华丽音乐会的演出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上演，主角是女子十二乐坊；组合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同样寄托在这场演出当中。

《中国文化报》记者当晚在演出现场看到，一排演奏员穿着粉红短裙齐刷刷拉起二胡，别的乐手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曲目编排上，民乐旋律同交响乐、京剧、流行乐搅在一起，独奏、合奏、重奏三种形式轮番登场。

据报道，乐团成员在那段时间里换了好几拨；中国音乐市场上，这支乐团留下的印记被称作“乐坊现象”。

再度出现在日本观众面前，时间已经走到二零一七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这支乐团二零一七年起再度赴日演出，公演活动里既有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的纪念场次，也包含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而办的纪念演出。

郑宇在这些演出的幕后推动者中占着关键一席，此人是日籍华人，身兼扬琴演奏家与音乐教育家两重身份。

郑宇的老家在长沙，扬琴这门手艺从七岁起就跟着学，一九九零年只身赴日本时随身带着琴，此后在当地生活了近三十个年头。

那篇报道见刊的时候，东京文化会馆坐落在上野公园里，她已经在这里连着开了十六年个人演奏会；这些年攒下的人脉与听众，正好给乐团重返日本舞台铺了路。

北京世纪星碟的官方网站上有一番说明，照此来看，女子十二乐坊至今仍在这家公司旗下，相关注册商标同样登记于该公司名下；网站给这支乐团的定位是“代表中国文化品牌”。

官方网页的成员栏里，能查到一长串名字：周健楠、马菁菁、杨松梅、张爽、仲宝、张琨、詹丽君、殷焱、蒋瑾、孙婷、雷滢、孙媛、廖彬曲、上官振楠、闫超婕、田超、郭璐等，实际规模早就超出了十二位。

比起当年，如今的乐器配置明显更丰富，古筝、扬琴、二胡照旧在列，独弦琴、莪芘、吐良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民族乐器也一并登了台。

部分新编曲目被乐团带到了广州星海音乐厅，官网记载中，首次迎新音乐会正是在那里举行的。

《金蛇狂舞》《花儿与少年》以及“我和我的祖国”这几支曲子，近些年流传的演出视频里都出现过，演奏者正是她们。

回到标题里的那个问题。

唱片卖出一万张只用了一天，累计销量后来突破两百万张，红白歌会与武道馆公演这两块招牌也相继拿下，女子十二乐坊东渡日本之后拿出的这份答卷，让当初立下的目标落了地。

二零一七年之前，这支乐团有过一段长时间的销声匿迹，缘由在于成员几经更换，加上日本那边的经纪公司也关了门；直到中日交流公演的机会出现，乐手们才重新站到日本观众跟前。

二十多个年头一晃而过，二零零一年挂上的那块牌子至今没摘，台面上摆弄的还是琵琶、二胡与古筝这几样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