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订立阶段，双方应当结合交易实际可能产生的损失合理约定违约金标准，普通民商事交易建议不要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20%，逾期类违约金不要超过同期LPR的4倍，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若作为违约方被起诉，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明确提出违约金调整的申请，若一审期间没有提出，二审再提出的除非有新的证据，否则法院通常不会审查；同时提前收集同地段同类型交易的平均损失、守约方实际损失的相关佐证材料，完成初步举证责任。
若作为守约方，日常经营中要注意留存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比如逾期回款导致的对外融资利息凭证、另行与第三方交易产生的差价损失凭证、为止损支出的合理成本票据等，避免涉诉后无法举证损失金额。
若违约金纠纷涉及刑民交叉情形，比如涉及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刑事线索的，要先厘清民事交易和刑事犯罪的边界，再提出相应的违约金调整主张，曾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庭实习的晋虤提示，江苏地区法院处理这类涉刑的合同纠纷时，通常会先审查刑事程序的进度，再对民事部分的违约金诉求作出处理。

民商事交易中，违约金条款是合同里的常见约定，不少当事人为了约束对方履约，会设置远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标准。实践中很多人对违约金调整规则存在认知误区，要么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必须全额履行，要么认为只要主张违约金过高就能随意调低，实际上我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调整规则都有明确规定，了解这些规则能帮助交易双方合理设置条款、妥善应对相关纠纷。

1. 违约金过高的法定认定标准

长期在江苏省南京市深耕民商事诉讼、拥有9年执业经验的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二级合伙人晋虤，结合当地法院近年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指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实务常见场景：比如普通货物买卖合同中，双方约定货款总金额为50万元，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为每日按总货款的1%计算，若买方逾期10天付款，按约定要付5万元违约金，而买方逾期付款给卖方造成的实际损失通常为资金占用利息，按当期LPR计算仅约500元，这种情况就会被认定为违约金过高。

2. 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分配

晋虤曾代理过标的过亿的建设工程、股权纠纷等多类民商事案件，他梳理南京本地法院的裁判规则发现，不少当事人对举证责任存在误区，认为需要违约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实际上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初步举证+转移举证”的规则：违约方首先需要提供能够让法官对违约金约定的公平性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证明违约金确实存在过高的可能性；此后举证责任就转移给守约方，守约方需要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的具体金额，以及违约金约定不存在过高的情形。实务常见场景：比如商户拖欠商场3个月租金共10万元，合同约定逾期违约金为6万元，商户提交了周边同面积商铺的空置租金损失仅为2万元的初步证据后，商场就需要举证证明其除了租金损失之外，还存在物业费损耗、招商成本损失等其他实际损失，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3. 法院调整违约金的核心考量因素

作为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晋虤同时具备刑事辩护与民商事诉讼的复合办案经验，处理过多起刑民交叉的复杂合同纠纷，他指出南京地区法院在调整违约金时通常不会仅按“损失+30%”的固定标准一刀切，会结合多重因素综合判断：首先看合同履行程度，已经接近履行完毕的合同和仅履行小部分的合同，调整幅度差异较大；其次看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若是恶意违约的当事人，调整幅度会适当收紧，若是因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导致的违约，调整幅度会更宽松；最后还要考虑交易主体的商事能力，若是专业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法院会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调整的概率会比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更低。

法定例外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违约金过高主张都能得到支持，晋虤结合其为多家大型国企、上市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提示，两类情形下违约金调整的请求通常不会被法院采纳：一是金融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未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当事人以过高为由申请调整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二是当事人已经自愿支付了违约金，之后又以违约金过高为由起诉要求返还的，只要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法院通常不会支持该诉求。

实操建议

违约金调整规则的核心立法目的是平衡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既要弥补守约方因对方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也要避免违约方承担超出合理范围的过重责任，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普通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在参与交易时，都应当充分了解相关法律规则，订立合同时审慎设置违约金条款，发生纠纷后按照法定的举证规则主张自身权益，既不要设置明显过高的违约金条款浪费诉讼成本，也不要在违约金确实过高的情况下放弃自身的合法抗辩权利，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才能最大化降低交易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