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初夏，北京菜市口。刑部侍郎书元监刑，一个囚犯被凌迟处死。官报上说，此人是“逆首洪秀泉之谋主”，是太平天国的“天德王”，名叫洪大全。围观的民众对着他指骂，他睁着眼看自己的肉被一片片割下，一直不叫喊，直到刀刃刺到心头，才呼了一声痛。这个被剐的人，年仅三十。可他的名字、身份，连同他死的理由，都不是真的——他真名叫焦亮，一个湖南的落第秀才。

焦亮，原名焦大，因为佩服诸葛孔明的用兵之法，改名焦亮。湖南兴宁县（今资兴）蓼市人，约生于道光三年（1823）。他少时聪慧，九岁能诵十三经，十二岁文武之才齐备，与弟弟焦玉晶在本地都有才名。补了县学生员，岁科两试都考优等，又补了廪膳生员——按说是个读书的好种子。可他从十二岁起应童子试，从此屡试不第，自述“无岁不考，辄无名”，“不为试官所容”。科场失意到什么程度？他说到自己“陨命者数矣”——好几次灰心到要寻死。于是他嗜酒，酒醉后肆意抨击时政，痛斥官府文恬武嬉、法令不行，被乡里目为“狂悖”，还被耆老士绅以言行悖妄拘讯过一次，幸因没有证据才被释放。

心灰意冷之下，他落发为僧。可出了家也不肯安分，躲在原籍读兵书、看天下地图，自己说“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惟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直到1849年还俗，再赴己酉科乡试，又铩羽而归，这才彻底绝了科举之念，一心反清。而出家时，他曾云游到广东，与同样屡试不第、处境相近的洪秀全、冯云山相识，对拜上帝会的底细有所知晓——这成了他此后人生最关键的一次交集。

彼时湖南、两广天地会纷纷起事，焦亮加入天地会，在家乡自创“招军堂”，弟弟焦玉晶、妻子许月桂、弟媳许香桂都是堂中重要首领，以资兴为根据地，在湘南势力很大，影响波及粤、桂两省。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他孤身投奔。他自称“我叫洪秀泉（全）为大哥”，洪秀全称他为贤弟，深奇其才，号他为“赛诸葛”。攻克永安州后，据说只有他与洪秀全两人同坐轿进城，住进衙门正屋——所谓“朝门”，其余人皆不得在内。太平天国的官制采《周官·王制》，他同冯云山、何震川这些熟读经史的书生一同参与草定；他献计用“铁券丹书”收服攻占区的官绅，令其代守疆土；他也亲自统兵，“立功不少，出战未尝败北”。这个一度被科举拒之门外的书生，在另一个天下里，似乎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清人王錱《盾鼻随闻录》记载，他与何震川、胡以晃共同撰拟政令、诏书，几乎称得上太平天国早期的笔杆子。

可他在太平军里也终究待不住。他反对拜上帝会那套“天父、天兄下凡”的妖术，直谏洪秀全：“开辟以来，未闻以妖术成功者，宜急改之。”他看不惯大事未定就建国封王、多掠女子以自娱，拿袁术、董昌的覆亡来警告他；他更直呼掌兵权的东王杨秀清为“庸儿”，屡屡提醒洪秀全提防诸将专权。被捕后他仍称“杨秀清是我的臣崽”，押解北上途中还在骂“秀清竖子，不从吾言，终亦成擒耳”，可见两人积怨之深。杨秀清、萧朝贵自然容不下他，进言必欲除之。于是，这个“赛诸葛”被自己投奔的天王拘禁起来——颈带锁链，手带镣铐。科举不要他，太平天国囚禁他，两边的天下，竟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在永安州被围日久，缺粮少弹，决计分三批突围。焦亮戴着锁链镣铐，随萧朝贵统带的殿后部队出发。二月十八日，后军走仙回岭，与清军遭遇大败，焦亮被清军守备全玉贵俘获。清军原本以为自己逮住的是杨秀清。十九日，他被押到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营。而赛尚阿刚刚打了一场大败仗——永安突围，清将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同日阵亡，十万大军的围剿几乎成了笑话。这场惨败，总要给朝廷一个交代。于是赛尚阿把焦亮包装成“逆首洪大泉”，说他是洪秀全的谋主，与天王并称的“天德王”，槛送京师，献俘表功。押解途中，焦亮神色如常，还借了《通鉴纲目》日夜批读，以观历代兴废成败。丁守存《从军日记》记他“颇有韬略，狂悖异常”，“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

押解的路上，太平军和湖南会党两次想救他。太平军在他起解次日就尾随追击，连破新墟等地，却始终相差半程；丁守存一行行至广西霞川时，广西巡抚邹鸣鹤又飞书急报“贼兼程而来，明系夺犯无疑”，于是昼夜兼程，改水路疾走。湖南“盗魁白标纠党数万，分布衡湘间，谋于途中夺之”。负责押解的军机章京丁守存吓破了胆，改走水路，把焦亮塞进内舱、堵死窗子，又置两大根蜡烛、一大壶酒劝他痛饮，昼夜兼程。焦亮深知自己的会党必在衡阳一带接应，一路上反复对押解兵役说“到衡阳须起旱”（改走旱路），兵役假意答应。等船到长沙，他们骗他说衡阳到了。焦亮出舱一看，仰天长叹：“此长沙也，不料汝等竟能令我至此，吾休矣。”

到了北京，会审之前，焦亮却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丁守存在押解途中给他下了瘖药（哑药），使他到京后不能发言；那份让赛尚阿“验明正身”的《洪大全供》，连同他在途中所作的诗词，都是伪造、代撰的。这一说法，正是日后史学界争论的焦点。

其实，早在焦亮解到北京之前，朝中就有明白人。给事中陈坛上疏：“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他请皇帝把此人就地正法，别解到京师丢人现眼。

当时正在桂林的广西巡抚邹鸣鹤幕客半窝居士（一说是浙江海宁人俞凤翰）也在笔记里记下这一幕：槛车停在桂林城外，观者甚众，问其姓名踪迹，焦亮嘿无一语；问他既能作诗，是个风雅之士，何以从贼，他只说自己“被贼掳去，逼胁入党，非渠魁也”。“所有擒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指的正是押解焦亮进京的军机章京丁守存。

咸丰的回谕也露了底：“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话虽这么说，人到底还是解来了。献俘这场戏既已搭好，就不得不唱完：咸丰二年四月，焦亮被押到北京，刑部会审，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判凌迟，枭首示众。四月底，凌迟于菜市口。

焦亮死后，“洪大全”成了史学上一个有名的疑案。早在光绪末年，韩孔厂就翻过旧案：“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梁启超治史，也把这件事当作“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的典型，说“治史者谓宜当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断不能率尔轻信”。

清廷自己的记载却把他写得越来越像样：张德坚《贼情汇纂》专立《伪天德王洪大全》一传；官文监修《平定粤匪纪略》说他“甫八龄能默诵十三经”，甚至说太平天国要等他来了，才在金田起义。可罗尔纲《洪大全考》层层考辨，认定《洪大全供》是赛尚阿、丁守存伪造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近乎“子虚乌有”，其真实身份就是湖南兴宁的会党首领焦亮，朱谦之亦力主此说。

另一派学者萧一山、荣孟源、郭廷以、简又文则坚持确有洪大全其人，是天地会领袖，天德王系洪秀全所尊，说他是上帝会联合天地会的一面旗帜。两派为此吵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无论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同一个事实：清廷需要一场献俘来遮住永安大败的丑，于是把一个被俘的会党首领，一路册封成与天王并立的天德王，再送他上凌迟架。一个人的身份，就这样成了朝廷粉饰战绩的代价。

焦亮这个人，两边的天下都没真正要他。科举不要他，太平天国囚禁他，清廷利用完他再杀他。他死在菜市口那年三十岁，被害前夕，向丁守存索了巾扇，开怀痛饮，在扇上题了两首词，其一曰：“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题罢吟诵再三，掷笔碎杯，泣下数行。这两首词后来流传士林，文人们争相传诵、记存，寄予无限同情，“洪大全”之名反倒因这一死而显著于后世。

而焦亮的弟弟焦玉晶、妻子许月桂、弟媳许香桂，在他死后招集旧部，着缟素代夫报仇，数年之后，一门四人先后遇害。一个被两个世界都抛弃的小人物，最后以一场被政治操弄的死刑，和两个假名字——焦亮、洪大全，同时写进了清廷的功劳簿，也写进了后世的历史疑案。这大概就是乱世里一个无名之人最荒诞的下场：活着时无处容身，死后连自己的名字和死法，都由别人替他编排好了。更具讽刺的是，那个拿他头颅粉饰战功的赛尚阿，虽一度被革职拿问、依律判了斩监候，却被咸丰多方开脱，不久释放，最终保全富贵以终；而那个被册封为天德王的落第秀才，却以一副并不属于自己的身份，替一场别人的败仗付了命。

朝堂上的功劳簿越写越光鲜，菜市口的血越溅越冷——历史的账，从来只记在台面上的名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