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8日，国际刑事法院作出裁定，认定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

这个结果意味着已经80岁的杜特尔特在被关押超过18个月之后，仍然要面对反人类罪指控的庭审。

法院把开庭日期定在了11月30日，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之前多次以健康理由申请中止审理或者临时释放，但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杜特尔特是在2025年3月被菲律宾警方逮捕的，随后被移交到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和认知能力就成了案件的一个焦点。

今年9月，辩护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说杜特尔特存在严重记忆障碍，既记不住近期发生的事情，也没法可靠地陈述过往经历，所以请求中止审理。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指定的独立医学专家小组评估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杜特尔特能够理解所面临的指控，可以参加庭审程序，也能和辩护律师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在诉讼中行使公平审判的权利。

9月中旬，杜特尔特出现在审判前的预备会现场，这是他被羁押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公开出庭，从现场状态看，他明显消瘦，两鬓苍苍，身体情况比被捕前差了很多。

但法院方面认为，自然衰老导致的身体机能衰退，并不等于法律意义上丧失受审能力，评估小组承认杜特尔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应迟缓，但把它归因于81岁高龄和整体虚弱状态。

换句话说，长期关押或许让他的身体状况有所恶化，但身体虚弱并不必然意味着没法有效行使辩护权。

为了防范意外，国际刑事法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缩短听证时长、允许视频连线出庭、持续监测他的健康状况等。

其实我觉得，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杜特尔特到底能不能记住多少事情，而是法院把“身体虚弱”和“丧失受审能力”拆开处理。

这个区分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但在公众眼里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印象：一个80岁老人被关了一年半，瘦了、老了、反应慢了，却还要继续审，法律逻辑和人情直觉之间的落差，恰恰是杜特尔特家族最可以利用的空间。

国际刑事法院之所以坚持推进审判，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首先，法院缺乏自己的执法力量，只能依赖缔约国配合抓捕嫌疑人，所以影响力和威慑力都很有限。

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即便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作出定罪，也没法真正把他们送进监狱。

现在菲律宾政府主动把杜特尔特送到海牙，让他成为首位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亚洲前国家元首，这给了法院一次证明自身作用的机会。

在越来越多国家寻求退出《罗马规约》的背景下，国际刑事法院希望借杜特尔特案强化“强人政治需受国际约束”的叙事，摆脱被第三世界国家视为西方司法工具的质疑。

要我说，国际刑事法院最怕的并不是判不下去，而是没人再把它当回事，它没有警察，没有军队，全靠缔约国给面子。

杜特尔特案正好是一个现成的机会：人已经送到海牙，罪名足够重，身份又是亚洲前国家元首，如果连这个案子都审不出结果，那它以后对那些退出《罗马规约》的国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年度报告，该院目前有123个缔约国，但实际配合抓捕和移交嫌疑人的案例并不多。

杜特尔特案是近年来少数由缔约国主动移交前国家元首的案例之一，法院内部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此案被视为提升法院公信力的关键机会。

法院还有一层顾虑，就是杜特尔特可能在定罪前死亡，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流程本来就漫长，此前也不乏被告人因高龄、健康恶化而使案件不了了之的先例。

比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曾出现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死亡的情况，导致案件终止，如果不能尽早审结此案，甚至让杜特尔特命丧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形象将严重受损，而且再也无法洗刷该案在程序合法性、管辖权依据及地缘政治干预方面的重大瑕疵。

毕竟杜特尔特被捕时，菲律宾退出《罗马规约》已经有数年，按照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国内司法体系“无意愿”或“无能力”行使管辖权时，才应该作为最后手段介入。在菲律宾司法机构尚未对“禁毒战争”盖棺定论之前，它本不该抢先出手。

依我看，补充性原则是这起案件里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要命的一环，菲律宾已经退出《罗马规约》，国内司法也没有给出最终结论，国际刑事法院却先一步把人带走。

支持者会说这是追究反人类罪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会说这是管辖权扩张，无论怎么解释，这个程序瑕疵都会跟着案件走到底。

杜特尔特任内发起的“禁毒战争”，以铁腕打击国内毒品传播与销售，在菲律宾国内赢得不少民众支持，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禁毒行动导致超过6000人死亡。

但人权组织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可能达到数万人，国际刑事法院则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在这场禁毒行动中手段过于粗暴，并以3项反人类罪对其提出指控，涉及至少76起谋杀案。

检方指出，这些谋杀案发生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当时杜特尔特先后担任达沃市市长和菲律宾总统。

其实我觉得，禁毒战争在菲律宾国内的支持度，是这起案件最复杂的底色，很多人支持杜特尔特，不是因为他们认同法外处决，而是因为毒品问题曾经真实地影响过他们的生活。

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只盯着死亡数字，却不去理解这种社会情绪，判决即便在法律上成立，在菲律宾国内也很难获得广泛认同。

此案最终如何审理，不仅关乎国际刑事法院的颜面与声望，也将影响菲律宾政坛的后续走向，从当前形势看，如果全部罪名成立，杜特尔特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即便仅部分罪名成立，他能否在海牙监狱服完有限刑期，仍是未知数。

更关键的是，一旦杜特尔特被判定有罪，其家族在菲律宾国内的处境势必更加艰难，目前，杜特尔特之女、现任副总统莎拉正面临国会弹劾，不仅可能被罢免职务，甚至可能失去参加下届菲律宾大选的资格。

为了阻止最坏局面出现，杜特尔特家族势必在国内发动舆论攻势，借杜特尔特身体状况堪忧却仍被送上被告席一事，坐实马科斯家族“政治迫害”的叙事，以悲情牌为2028年大选积蓄力量。

菲律宾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指出，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在2022年大选中曾组成竞选联盟，但随后关系迅速恶化。

莎拉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双方矛盾公开化，马科斯政府配合国际刑事法院逮捕杜特尔特，被视为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打击。

而杜特尔特家族则试图将海牙审判描绘为外部势力干涉菲律宾内政，以此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和同情票。

时至今日，杜特尔特是否具备受审能力、能否理解证据并指导律师辩护，似乎已经退居次要位置，杜特尔特案俨然成为菲律宾政坛博弈的关键节点。

杜特尔特家族想借此坐实自身“受害者”的形象，为莎拉争取转圜空间；马科斯家族则希望借此削弱民众对杜特尔特父女的支持，加速对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清算。

一旦杜特尔特正式坐上被告席，面对检方提交的数万份证据，庭审势将演变为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杜特尔特与马科斯两大家族之间的角力，也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最后我想说，这起案件走到今天，已经很难用单纯的法律标准去衡量，杜特尔特有没有罪，法院会给出答案。

但这场审判对菲律宾政治意味着什么，对国际刑事法院又意味着什么，恐怕比判决本身更值得观察，一个80岁老人坐在被告席上，背后是两个家族的角力，也是国际司法与主权政治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