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马尼拉一场安博·体育-安博（中国）论坛上再次谈及中国。他表示，中国试图推动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并称菲律宾不会因为此前在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受阻，就停止类似行动。同时，他把中国商品价格优势、部分产业竞争等问题，与所谓“对菲律宾核心产业形成阻碍”联系起来。就在一天前，菲律宾方面刚指责中国海警船在仁爱礁附近阻止补给行动。

这番言论之所以值得关注，不只是因为南海争议再次升温，更因为它发生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同时增加的背景下。9月4日，奎松市地区法院向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发出逮捕令；9月7日，前众议长、总统马科斯的表亲罗穆亚尔德斯也因涉及一宗74亿比索的贪腐案件被执行逮捕令。两起案件性质不同、司法程序也各自独立，但它们共同反映出马科斯政府与杜特尔特阵营之间的政治裂痕，以及菲律宾政治体系正在经历的高度紧张。

经济数字同样不轻松。9月23日，标普全球将菲律宾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从4.1%下调至2.9%，亚洲开发银行则从3.8%下调至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25日给出的预测为3.4%，并指出菲律宾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增长2.3%，公共建设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信心偏弱、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能源价格上涨，都在形成拖累。不同机构的数字虽然存在差异，但方向相当一致：菲律宾经济正在经历明显降速。

与此同时，腐败问题持续占据菲律宾国内政治议程。9月20日，菲律宾多个社会团体举行反腐抗议活动，矛头涉及防洪工程、政治家族等问题。此前政府调查已经牵涉多名官员和承包商，反洗钱委员会披露，截至今年1月，已冻结与防洪工程腐败案有关的约247亿比索资产。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巨大需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共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道路、防洪设施、住房和就业机会，显然比外交口水战更直接地关系普通民众的生活。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南海议题的政治价值就变得格外突出。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强化海上安全、维护本国主张当然属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特奥多罗也明确表示，菲律宾不会因为一次补给行动受阻而停止类似行动。事实上，9月25日菲律宾海警指责中国船只在仁爱礁附近采取危险机动，导致一次补给任务未能完成。中菲双方对于事件经过和责任归属存在不同表述，这也是当前南海摩擦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安全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标。

菲律宾近年来持续扩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增加联合演训、强化基地设施和提升远程打击能力。2026年5月，美军在菲律宾首次使用“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演训，显示相关军事合作已经从人员训练进一步延伸到实战化能力建设。菲律宾方面强调这些部署具有防御性质，美国也将其解释为提升威慑与联合防卫能力。

问题在于，军事能力的增加并不自动等同于国家综合安全水平的同步提高。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岛国而言，安全不仅是海上巡逻、导弹射程和军事同盟，还包括粮食、能源、基础设施、就业、产业能力以及财政空间。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公共投资放缓、通胀侵蚀居民购买力，而国家又不断增加高成本安全投入，就必须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新增支出究竟如何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特奥多罗对中国商品和产业的批评，也暴露出另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廉价进口商品确实可能对部分本土企业形成压力，但产业竞争力下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贸易伙伴。菲律宾要建立钢铁、制造业、基础设施设备等核心产业，需要解决能源成本、物流效率、技术人才、融资条件和产业链配套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果把复杂的产业发展难题全部外部化为“中国造成”，既无法替代产业政策，也无法自动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国内政治竞争、经济放缓与外部安全议题相互叠加时，外交政策容易被赋予过多的国内政治功能。南海问题本身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可能靠一次行动、一次声明或一次军事部署得到解决。如果每一次海上摩擦都迅速转化为政治动员，每一次经济困难都被包装成外部威胁，那么政策讨论就容易从“如何解决问题”滑向“如何证明立场”。

菲律宾真正需要的，未必是降低安全诉求，而是让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重新建立联系。维护海洋权益需要外交、法律、海警和军事能力，但同样需要稳定的地区经贸环境；提升国家韧性需要发展本土产业，但也需要合理利用外部市场、资本和供应链；扩大防务合作可以提升能力，却不能替代经济改革和公共治理。

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最终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短期强硬能够制造声量，却未必能够增加产业竞争力；军事合作能够带来安全能力，却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和收入。菲律宾未来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降低不必要的对抗成本，把有限的财政和政治资源更多转化为生产能力、公共服务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