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0日，台北。54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会答复质询后突发脑溢血，当晚去世。台大校园里的钟楼每天敲响二十一下，因为他生前说过，人一天有二十四小时，需留三小时思考。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傅钟”。

而在他去世前几年，这位以“傅大炮”闻名的历史学家，做过一件让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瞠目结舌的事：他把苏联骂了个底朝天。

他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里写下的那句“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八十年后仍被人反复引用。问题是，1940年代的中国舆论场上，说苏联好话是安全的，说苏联坏话是要冒风险的。傅斯年为什么偏要迎头一炮？

傅斯年并不是天生就反对苏俄的人，在1919年23岁的时候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新潮》杂志的一个主编，并且也是学生运动中的旗手之一。他在《新潮》上写文章说十月革命是现在应该有的，他是这样写的：“这是现代该有的事情。”这个时候傅斯年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祖国，在他的笔下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向往。

后来他就去欧洲了，1920年去了伦敦大学，1923年他转到柏林，他们研究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并且有时候他们跟着老师也上一些物理学的边缘课程。在科学的训练里面给他打的第一课就是不看口号要看事实。等到了二十多年以后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法去看斯大林的苏联了，结果就不能够温柔起来了。

傅斯年在他的文章里说他是这样形容苏维埃模式的：它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选拔式封建主义”，还有一个叫唯物论东正教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面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归国家自己占有，一个人都没有了土地的权利。

“苏联在1928年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农庄的时候，谁反抗了，他就镇压你。”“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间，在乌克兰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就有大约是30万或者40万人死于饥饿，在整个苏联里面可能有70万人因为这种灾难而死去。

就在他们这样闹着饥荒的情况下，他们还向欧洲出口粮食去换取外汇。傅斯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垄断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另外他对于特权阶层也是这样说的，在表面上他们是人人都是平等，但是事实上上面的人住专门的疗养院、他们逛专供商店还有坐特别的火车。这些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为一块面包排几个小时的队。

“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这是他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了就是承认这样一种体制是有隐蔽性的，并不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而是层层的选择然后加一层又一层的等级制了，比封建时代的世界更不容易感觉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必然要进行政治清洗，在1937年到1938的时候苏联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大恐怖”的政治镇压运动，仅仅在那两三个月当中就有将近有15万七千人被捕，其中有6万多人是要被枪决的了。就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71个中央委员里面有51个人都被处死了。

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上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在1945年的雅尔塔的秘密协定中得到了证明。美国英国苏三国在没有中国同意的情况下签定了一个密约，在其中规定了他们之间的东北权益、外蒙古的主权作为交易的一种筹码。

傅斯年联系了任鸿隽，储安平这些文化界的一些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二十个人联合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一个声明，指责苏联趁火打劫的那种野蛮的行为。

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反对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他很清楚的知道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加上苏联的新式的那种野蛮了的东西就是横在中华民族前面最大的一个危机。

傅斯年曾经说过他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和自由并发达的一个国土。他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辩护的人，他是反对以平等为借口实行奴役的那种体制。他在《自由和平等》这一篇文章里明确的说苏联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如果说苏俄有经济上的平等那完全是错误了。

历史证明了傅斯年的判断，那么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年间它制造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在1991年无声无息的崩溃。但是傅斯年的价值不在于他的预言多准，而在于他在大家都是同样一样的叫好的时候他能保持作为一个学者的那种清醒的一个人。

就在人们都争着赞美那个人类的灯塔的时候，说“不”是需要勇气的啊，傅斯年用一个历史学家的那种冷静的眼光和山东人的那种倔强的性格做了一个说“不”的。这个不随波逐流的一种清醒到现在来说他还非常的沉甸甸的分量。

今天重读傅斯年，值得记取的不仅是他骂得狠，更是他为何骂得准。他并非用一套教条反对另一套教条，而是站在人的尊严一边，反对一切把人当作工具的制度。

苏联模式最深的罪恶，不在于贫穷或强大，而在于它许诺解放，却制造新的枷锁；宣称平等，却培植新的特权；高喊科学，却把思想变成另一种宗教。傅斯年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批判不是冷嘲，而是痛惜：一个曾让人寄予希望的新世界，何以走到自由的反面？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以理想、集体或历史规律为名，要求个体无条件交出自由与良知的设计，都可能重演悲剧。

台大傅钟每天敲响二十一下，提醒人留三小时思考。这钟声对今天的意义正在于此：不迷信现成答案，不因多数人欢呼就放弃独立判断。守住思考的权利，才是对傅斯年最好的纪念，也是防止罪恶借理想之名重来的第一道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