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和和原华中“剿总”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都大骂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提供的情报“比狗屎还臭”，这倒是十分符合史实的——不管是戴笠以副局长主持工作的军统局，还是毛人凤从郑介民手里接过的保密局，都被渗透成了筛子，对军事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简直就是把前线蒋军为坑里带。

军统局全名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来改成“国防部保密局”，按理说在编特务都是有军籍军衔的军人，但实际上特务系统与正规军队总是隔着一层皮，就像禽兽之间的蝙蝠一样，十分不受待见。

军统（保密局）特务搜集的情报，有时候还不如我方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有用，比如杜聿明在指挥徐州蒋军逃跑时，根本就没问情报机关的意见就根据一份我方文件制定了好几个兵团和绥靖区的“转进”计划，结果当然是转不动、进不得，最后大部分被歼灭。

三大战役期间，保密局基本被排除在核心情报圈之外，老蒋到各战场瞎指挥，带的都是“国防部”二厅（情报厅，郑介民曾任厅长）侯腾和三厅（作战厅，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并监督执行）厅长郭汝瑰，侯腾因为情报不灵经常被老蒋骂得缩脖子闭嘴，当时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更是悲催，他在徐州制定“转进”计划，依据居然是我方几乎公开发布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结果他安排“转进”的三个兵团和一个绥靖区全部灰飞烟灭。

在讲述那些兵团、绥靖区覆灭过程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蒋军专用术语“转进”：这是日军在溃败逃跑时常用的遮羞名词“転進”，意思是“换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掉头就跑。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张群都曾在此校学习），在日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当过士官候补生的老蒋引进后在蒋军内部推广，于是他的八百万部队，就在不断的“转进”中像阳光下的雪球一样挥发了。

蒋系特务机关大致是军统（保密局）、中统（党通局）、二厅（先为军令部二厅，后为国防部二厅，郑介民都当过厅长，郑当厅长的时候，侯腾是副厅长）三家，中统比较侧重“党务”，军统和二厅侧重军事，但他们的军事情报大多来自道听途说，往延安派遣特务绝大多数都被捉、失联，所以只能从公开或半公开文件中“分析”出一些“情报”交差。

《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始计篇）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谋攻篇）”

《始计篇》中的多算少算，杜聿明曾经用来提醒老蒋，《谋攻篇》中的话杜聿明知道但不敢跟老蒋说，但杜聿明也没把《孙子兵法》研究透，他在这方面可能还不如王耀武，因为王耀武也知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当然，作为黄埔一期生且担任“徐蚌会战（蒋方对淮海战役的称呼）”一线总指挥，杜聿明肯定也知道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奈何情报部门不给力，所以他才对豫东会战期间得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如获至宝并进行分析研究出了解放军战略战术特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围点打援，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力求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往往在一个局部战役或每一战役的一方面，共军取得了绝对优势。共军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和运用人海战术消灭我军。自济南失守以后，共军已开始对我军重点防御的大城市进行攻击，而且一攻即破，全获胜利。（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要说杜聿明这个中将总指挥也够可怜的，他居然只能依靠我方公开讲话来分析，这就足以说明他不但情报不灵，而且对此前屡次战败没有进行认真总结，他学习我方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就等于抄作业了。

我们细看那份报告也会发现，杜聿明认真学习也是应该的，因为那份报告提出的十项军事原则，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指导性极强，杜聿明根本就没学到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

杜聿明根本就没能领会那份文件的奥妙，尤其没注意到那十分重要的一句话：“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杜聿明误判形势，以为解放军会对徐州发起攻击，就仓促调动部队逃离，用他们的说法，就是所属部队大规模“转进”：“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柳河、商丘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杜聿明这五个“转进”，只对刘峙有利，所以刘峙毫不犹豫地批准并第一时间逃离，把杜聿明丢在徐州，收拾完烂摊子后带着三个兵团逃离，但在逃离之前，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已经被全歼或即将被全歼了。

熟读解放战争史料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并不属于刘峙为总司令的徐州“剿总”而属于白崇禧为总司令的华中“剿总”并受老蒋直接指挥，杜聿明对黄维兵团并没有直接指挥权，所以他的“转进计划”并不涉及黄维。

杜聿明下令转进的，是黄百韬第七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冯治安第三绥靖区、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刘汝明第四绥靖区（该绥靖区在战役期间改为第八兵团，仍以刘汝明为司令官）。

这六个兵团级（绥靖区与兵团平级，绥靖公署基本与“战区”或“剿总”平级，很多绥靖区改为兵团，抗战胜利后战区基本都改成了绥署，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为西安绥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为太原绥署、顾祝同第三战区改为徐州绥署、刘峙第五战区改郑州绥署）军事单位被杜聿明下令转进，正好符合解放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杜聿明不让这六支部队“转进”，消灭他们还真有些困难——两三个兵团猬集徐州，就会变成一块硬骨头，将他们消灭在逃跑途中就比较方便了：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圩，黄维兵团被歼灭于双堆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被歼灭于陈官庄，基本都是在运动中被包围在无险可守的绝地。

杜聿明被围困在陈官庄，听到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有这样一番话：“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杜聿明属于开卷考试都考不及格的差等生，他明知道或不知道解放军要消灭运动中的蒋军兵团，就匆忙调动所有主力部队“转进”，这就是不该跑的时候跑了，跑的时候还三心二意跑跑停停，结果黄百韬兵团和邱、李、孙兵团全都在运动中被围歼。

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承认：“各级战场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绩，司空见惯。各级指挥官得到的情报不是过时了，就是不真实，使‘算’与‘断’非常不准确。”

据李以劻回忆，当时也有一些高级将领也看到了他们在情报方面的短板，“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在1948年春的孝陵卫军官训练团讲话中就说过：“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斯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敌人走。敌人以快打慢，围点打援，以多吃少，我们在战略上被动，所以打败仗。”

在郑介民之后担任“国防部”二厅厅长的侯腾也哀叹：“国防部预备了一百零四部电台，想打进敌区，但到了边缘却进不去。后来只有四台在教会掩护下由鲁北进入了，但发不出电报，相反地，共产党在我方布置电台却很多，我方对敌人行动可靠来源是依据监察电台。”

听我方电台“获取情报”，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的活儿也太“好干”了，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就是根据这些道听途说真假难辨的零散情报调兵遣将，岂能不一败再败？

杜聿明引用《孙子兵法》劝谏老蒋，却忘了那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唐代军事理论家，历任仙州刺史、幽州刺史、荆南节度判官、邓州刺史的李筌注释：“縻，绊也。不知进退者，军必败，如绊骥足无驰骤也”。

杜聿明不知进退，轻易下令多兵团大规模“转进”，结果转进变成了乱跑，最后连他自己都没跑出去，黄百韬邱清泉两个兵团司令都在转进中晕头转向并丢了性命，这就给读者诸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杜聿明把我方半公开文件的文件研究透彻一点，数十万大军不轻易乱转，还会在运动中被分割包围直至歼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