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育率降低不仅源于观念的变化，还和经济学有关。
进入工业时代后，生产社会化和抚养家庭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生孩子的收益被国家、企业拿走，没有落在家庭上，担抚养孩子的负担却仍由家庭承担。
出于最简单的成本核算，很多家庭也会选择不生育。
古代热衷生育，是因为孩子是劳动力，而且孩子作为劳动力产生的收益大部分归家庭。
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整个生产体系由无数个小生产者组成。
当时的模式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每个人在自己的私有土地上耕作，即使是中世纪欧洲、南北朝庄园没有私人土地的农奴，也是以家庭作为单位展开劳作。
在技术进步极为缓慢、生产工具相差不大的古代，产出很大程度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而孩子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
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的就越多，那时很多地区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孩子还起到给父母养老，保护家庭的作用。
除了农业，那时的手工业、商业也是以家庭的模式展开生产。
中世纪的行会由无数独立的工匠组成，他们都有自己的店铺，他们彼此很少分享技术，只将其传给自己的子嗣、养子或徒弟。
中国古代的商人、医生、铁匠也大多是父死子继。
父母生孩子不仅为了体验天伦之乐，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后继有人，同时孩子也是免费雇工和半个合伙人，极大降低了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让孩子参与经营比雇佣一个外人成本、风险低得多。
中世纪的父亲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比现代父亲要高得多。因为那时的教育和生产紧密相连，儿子长到八九岁，就跟着父亲在地里或自家商店劳作，父亲在生产中传授儿子生活和工作技能。
父亲脱离育儿和教育责任可能是相当晚近的现象。
进入现代社会后，一切都改变了。
生产不再以家庭为单位，夫妻、父子开始不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大量人口被赶进工厂和政府，与大量陌生人一起劳作。
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高度复杂，人只要经过长期的教育才能满足企业和政府的要求。
人脱产接受教育的年限开始越来越长，父母往往要供养孩子18-25年，才能将孩子送上工作岗位，孩子需要很多年才能偿还父母的抚养、教育费用。
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父母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随着就业形势的恶化，孩子一生都无法偿还父母的赡养费。
以前生产单位是家庭，孩子稍微长大就可以给家庭创造价值，父母和孩子不仅是亲人，也是工作伙伴，合伙人，上级和下属。
但现在生产单位是企业、政府、工厂，孩子创造的经济价值被企业、国家拿走了，剩下的钱也存入子女的个人账户，父母不直接受益。
父母和孩子只剩下亲情，而没有了直接经济利益的绑定。
生产的收益被国家企业拿走，生产的负担却由家庭承担，生孩子已经完全成为亏本的买卖，如今的生育率仅靠传统的惯性和人类残存的亲情维系。
工业化越深入，生产社会化与抚育家庭化的矛盾就会越突出。
20世纪初，还有大量小店主、家庭经营的小商店、小餐馆。
互联网兴起后，进一步摧毁了小店主，电商摧毁了零散的、独自经营的小零售商和小商店，外卖平台、高租金摧毁了家庭经营的小餐馆，让连锁店大行其道。
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和平台，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小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就连自媒体也呈现集中化的趋势，抖音、小红书的出现有利于MCN主导的流水线生产，个人化的自媒体开始衰落。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人可以不依赖家人的情感联结，很多人开始选择和网友产生轻度社交关系，而非发展线下亲密关系。
互联网、自动化的发展让社会对人的要求更高了，因此人要接受更多年的教育，教育内卷继续加剧。
面对生产社会化和抚育家庭化的背离。
欧美的方式是加大抚育社会化，美国依赖各种非营利组织，欧洲则依赖政府福利和育儿机构。
因此，他们的生育率虽然降低，但仍然保持在1.5左右。
而东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高于欧美，抚育社会化的程度却未跟上，矛盾最为突出，因此中韩两国的生育率最低。
当一切经济功能被外部承包，经济收益被外部拿走，而代价要家庭来承担时，没人会选择多生。
虽然生育问题很复杂，但归根结底仍逃脱不了成本核算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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