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日本人曾经创造过世界报业史上的奇迹。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日本《读卖安博·体育-安博（中国）》、《朝日安博·体育-安博（中国）》、《日本经济安博·体育-安博（中国）》、《每日安博·体育-安博（中国）》、《产经安博·体育-安博（中国）》五大报纸，每天发行数千万份。无论东京、大阪还是地方城市，清晨的街头总能看到送报员骑着自行车穿梭的身影，远远超过今天街头的“外卖小哥”。对于许多日本家庭来说，早餐桌上的报纸不仅是一种阅读习惯，更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相信，只要打开报纸，就能够接近事实。

但是今天，这种信任正在悄悄瓦解。年轻人不再订报，发行量持续下滑，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不断被网络和社交媒体分流。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报纸提供的究竟是事实，还是经过加工后的事实？

读完传媒人井泽元彦的《安博·体育-安博（中国）与日本人——为什么无法传达真相》（祥传社出版，2015年6月第一版）后，我发现他讨论的并不是报纸经营问题，而是在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拥有高度发达传媒体系的国家，却越来越难以接近真相？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书名中的“安博·体育-安博（中国）”，在日语里主要是“报纸”的意思。因此，这本书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日本报业，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整个安博·体育-安博（中国）行业。作者把矛头集中指向日本报纸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不是先寻找事实，而是先确定立场。

在前言中，井泽元彦写道：“报道的使命，是向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提供尽可能公平的视角，使其能够作出判断。”这句话本来应当成为媒体的职业信条。

但作者认为，日本许多报纸已经逐渐偏离了这一原则。它们越来越习惯于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而不是“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媒体不再满足于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更愿意告诉读者应该怎样理解这些事情。

这正是作者最担忧的地方。因为当媒体开始替读者思考时，事实本身往往会退居次位。

本书的目录中就有不少尖锐的章节标题。例如，《朝日安博·体育-安博（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犯错、《吉田调查书》误报的分析、“两天就会沉没”式言论的背后等等。作者通过大量案例说明，日本媒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报道失误，而是经常让预设立场主导事实判断。

日本报纸正在出现结论先出现，事实后寻找的趋向。符合结论的事实被放大，不符合结论的事实被忽略。这种现象在政治报道中尤其明显。

井泽元彦认为，日本媒体长期形成了一种精英主义思维。媒体人往往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引导者，而不是观察者。当这种意识不断强化以后，报道就容易变成价值判断的延伸。

作者甚至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观点。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恶德企业”最终会受到市场惩罚，而“恶德媒体”却未必会受到同样程度的约束。

这句话读起来或许刺耳，却揭示了一个现实：日本企业出现问题会倒闭，日本政治家出现问题会下台，但日本报纸出现严重误判时，往往很少承担相应责任。久而久之，这种缺乏问责的环境容易滋生傲慢。

不过，本书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对日本报纸的批判，而在于作者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分析。

井泽元彦是当今日本社会“言灵史观”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言灵”，简单地说，就是相信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塑造现实的力量。一句话反复说，一种观点反复传播，人们最终会把它当作现实本身。

作者认为，日本媒体长期受到这种文化心理影响。许多时候，媒体并不是在记录现实，而是在不断重复某种叙事框架。时间久了，人们开始相信叙事就是事实，语言就是现实。

于是，一个危险的循环出现了。媒体塑造认知；认知反过来筛选事实；被筛选过的事实又强化原有认知。最终，人们看到的不再是真实世界，而是媒体构建出来的世界。

读到这里，我想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以为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传统报纸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恰恰相反。井泽元彦所批评的那些现象，并没有随着纸媒衰落而消失，反而扩散到了整个信息空间。今天，不仅媒体会先有立场后找证据，普通人也常常如此；不是依据事实形成判断，而是依据判断选择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出版于2015年的新书，讨论的并不仅仅是日本报纸，而是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信息困境。信息越来越多，真相却未必越来越近。传播越来越快，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深。

因此，读完这本书后，我看到的不是作者批评了哪一家报纸，而是意识到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宝贵的能力始终是尊重事实。媒体可以有立场；评论可以有观点；但事实必须首先是事实。

当立场走到事实前面的时候，报纸就会失去事实感；当情绪走到事实前面的时候，社会也会失去判断力。这或许正是井泽元彦写下这本书时最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