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后来，开创了西汉王朝，成为了汉高祖的刘邦，当年在沛县当泗水亭长的时候，曾经惹下过一桩不大不小的官司。而事情的本身并不复杂：刘邦与好友夏侯婴嬉戏，一不小心把夏侯婴弄伤了。偏偏有人把这件事告到了官府。问题在于，刘邦已经不是普通的百姓了，而是秦朝基层行政系统中的一个亭长。这样，官吏伤人，责任比一般百姓更重。《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这件事时，特意写道：“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史记集解》引如淳解释：“为吏伤人，其罪重也。”也就是说，这并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打打闹闹出了事故，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刘邦身份乃至前途的一桩刑事案件。

这时候，夏侯婴勇敢地站了出来。《史记》说：“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刘邦否认自己伤了夏侯婴，作为受害者的夏侯婴也替他作证，坚持这伤不是刘邦造成的。接下来，对案件进行复审，前后口供出现问题，事情终于追到了夏侯婴头上。于是便有了《史记》中极为扎眼的一句话：“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几乎原样照录：“移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脱高祖。”两部正史在这件事情上的记载高度一致。

真正值得收入“杖政史”的，正是“系岁馀，掠笞数百”这七个字。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翻译成“判了数百杖”。秦汉时代的“笞”与隋唐以后五刑制度中的“杖”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名，而“掠笞”尤其带有明显的司法拷讯性质。“掠”本来就有拷掠、讯问之意。因此，夏侯婴所经历的，很可能不是一次判决以后集中执行几百下，而是在一年多的拘系、覆审过程中，被一次又一次地笞打、逼问、追究。司马迁没有告诉我们每次打多少，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打在身体什么部位，只用了“数百”两个字。但是对于身体而言，这两个字已经足够沉重。

这正是中国古代“杖政”很早便显露出来的一种基本形态：打，不只是为了惩罚已经确定有罪的人，也可以用来制造口供、改变口供和验证口供。

法律要得到一个答案，人的嘴却不肯给出这个答案，那么怎么办？打。第一次不说，继续打；第二次不改，再打；案件复审以后仍然不改，还可以继续打。在这样的司法机制中，人的身体事实上变成了审讯程序的一部分。刑具击打肉体所产生的疼痛，被官府当成一种发现“事实”的手段。至于疼痛逼出来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则是另外一回事。

夏侯婴这个案件尤其有意思，因为它恰恰展示了这种司法逻辑的失败。官府显然希望夏侯婴改变证词。只要他改口说一句“我的伤确实是刘邦造成的”，案件便容易处理得多。可是，《史记》用了一个极有分量的“终”字：“终以是脱高祖。”一年多过去了，“掠笞数百”也挨过了，夏侯婴仍然是没有改口。这里的“数百”，因此不只是一个刑罚数量，也成为意志与身体对抗的尺度：官府不断把疼痛加在他的身体上，希望疼痛能够转化为需要的供词；夏侯婴却以自己的身体硬生生扛住了这种转换。

我们今天读这段史料，很容易把它讲成刘邦与夏侯婴之间的“兄弟情”。当然，这一层关系不能说没有。《史记》此前便说夏侯婴“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两人关系确实极为亲密。夏侯婴后来跟随刘邦起兵，长期担任太仆，在楚汉战争中更成为刘邦身边的重要人物。但是如果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段记载的价值远远不止于私人情谊。

因为当时刘邦还不是汉高祖，甚至还没有起兵。他只是秦帝国基层行政网络中的一个亭长；夏侯婴也不过刚刚“试补县吏”。一个成为皇帝，一个成为开国功臣，那是后来的事情。站在当时人的时间里看，一个刚进入县廷吏员系统的人，为了替一个亭长遮掩伤人之事，被拘系一年有余，遭受数百次笞掠，仍然拒绝改变证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讲义气”三个字能够完全解释的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汉帝国建立以前。也就是说，我们在追索中华帝国的“杖政”传统时，不能等到汉文帝改革刑制、隋唐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后才开始寻找板子的踪迹。早在秦代基层司法运转之中，以击打身体迫使当事人服从司法判断的权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秦朝留下来的，并不只有严密的律令、文书、户籍和官僚体系。它还留下了一套把人的身体纳入国家治理的方法。一个县里的小案件，一名亭长，一个县吏，一桩伤人案，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国家机器如何落到一个具体人的皮肉之上。

夏侯婴后来坐上太仆之位，封汝阴侯，在汉初政治史上留下了赫赫姓名。然而，从“杖政史”的角度看，他年轻时代最值得记住的，也许恰恰不是后来驾驶着刘邦的车驾冲锋陷阵，而是他还没有成为开国功臣的时候，曾经被秦朝的司法机器拘系一年多，“掠笞数百”。数百次笞打，终究没有打出官府想要的那句口供。

这块板子因此留下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反面记录：它可以打伤身体，可以延长牢狱，可以用疼痛逼迫一个人改变说法，却并不一定能够打服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