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如果要给《中华帝国杖政史》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起点，第一个建立统一中华帝国的大秦王朝，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严格说来，秦代还没有后来隋唐法律体系中已经定型的“杖刑”。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刑名本身移开，去观察国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制度、有尺度地击打人的身体，那么，秦代已经出现了十分清楚的答案：后世所谓“杖刑”尚未成熟，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技术的“杖政”，却已经开始形成。

学者陶安研究秦代刑罚，将其大致分为死刑、肉刑与耐刑、笞刑、徒刑、流刑、赀刑与赎刑、夺爵与废等不同类型。这个分类本身就提醒我们，不能拿隋唐以后“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体系倒套秦代。秦代的刑罚结构更复杂，也更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不过，其中的“笞刑”已经非常值得注意。学者李宜霞指出，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材料都表明，秦国至秦朝，笞不仅是一种法定刑罚，也已经成为法定刑讯手段。换句话说，国家已经正式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地拿器物击打人的身体。

这就是“杖政”的第一层意义。过去私人之间打人，是暴力；父亲打儿子，是家法；主人打奴婢，是身份支配；而一旦秦律把“笞”写进法律，规定什么人犯什么罪应当挨多少下，事情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打人不再只是某个官吏一时发怒，而变成国家权力可以依法实施的一项行为。国家不仅有权抓你、关你、罚你的钱、让你服劳役，也有权直接作用于你的皮肉。

秦律中已经频繁出现“笞五十”、“笞百”之类规定。后来的汉初法律也延续了这种结构，例如逃亡后自出的刑徒可以“笞五十”，鬼薪白粲犯某些罪则“笞百”。这说明击打身体已经被数量化。十下、五十下、一百下，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打一顿”，而是国家开始给疼痛规定刻度。后世中国杖刑政治中极为常见的“杖六十”、“杖八十”、“杖一百”，从制度逻辑上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它的早期形态。

数字一旦出现，身体就进入了法律计算。犯多大的罪，承受多少次击打；身份不同，击打方式是否不同；罪名改变，能否由其他刑罚折换成笞刑——人的皮肉开始成为国家刑罚体系中可以计算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华帝国后来的板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如此稳定的政治语言，恰恰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殴打，而是一种可以被法律数字化的身体处罚。

更有意思的是，秦汉早期法律中已经出现了“拿钱换板子”的制度。相关律文有一句：“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也就是说，本来依法应当受笞的人，如果请求缴纳一两罚金来代替笞刑，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这就使杖政史出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人的皮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可以折价。

当然，这里的罚金代笞是法律许可的赎罚，与后世衙门里给差役塞钱、请求“板下留情”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背后，却存在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共同逻辑：身体痛苦是可以转换的。一顿打，可以折算成多少钱；反过来说，一笔钱，也可以买回一次免于受打的身体。到了明清小说中，我们看到犯人家属给皂隶送“礼”，求他打得轻一些，已经属于司法腐败；但是把身体痛苦与金钱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个制度想象的源头却早得多。

秦律还有一层更值得注意的内容，那就是国家不仅规定“怎么打”，甚至开始处理“打死人怎么办”。例如律文规定：“诸吏以县官事笞城旦舂、鬼薪白粲，以辜死，令赎死。”这里的“以县官事”，就是因为公务而施笞。如果官吏在执行公务时笞打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最终导致死亡，并不是一句“奉公行刑”便可以完全免责，而是要进入相应的法律责任处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早在秦代，国家已经面对一个此后两千年始终没有消失的杖政难题：国家允许你打人，但是允许你打到什么程度？

这条界线非常重要。既然法律授权官吏击打犯人，就必然要同时面对执行过度的问题。打轻了，国家认为刑罚不足；打重了，可能伤人甚至死人。于是，从“可以打”走向“打多少”，再从“打多少”走向“打死人谁负责”，一套围绕身体暴力的行政与司法机制便逐渐形成了。后世我们看到地方官因为滥用刑杖致死人命受到处分，或者衙役因为“重打”“夹打”承担责任，都可以在这种早期制度中找到遥远的源头。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笞不仅用于处罚，而且可以用于刑讯。这样一来，秦代的“打”实际上已经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一种是判决以后打，目的是惩罚；另一种是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打，目的是逼取信息或者口供。前者是刑罚，后者是审讯技术。后世公堂上那句我们极为熟悉的“再不实招，重打一百”，其政治逻辑在秦代便已经出现了。

所以，从《中华帝国杖政史》的角度看，秦代最重要的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杖刑”有没有正式出现，而是国家已经完成了一次关键转换：它把原本存在于家庭、主奴关系和日常社会中的身体击打，正式纳入法律，规定适用对象，规定数量，允许折赎，并开始追究执行过度所产生的后果。

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转折。从此以后，“打人”不再只是一种暴力行为，也可以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杖政时代，也就从这里露出了最初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