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Lynn E. McCutcheon等四位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倾向于崇拜名人的个体的认知特征》（A Cognitive Profile of Individuals Who Tend to Worship Celebrities），论文探讨了一个问题：那些特别喜欢甚至崇拜名人的人，在认知能力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这篇论文把名人崇拜定义为一种“类社交互动”。这个词听起来复杂，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平时追星，比如看明星的电影、听他们的歌，这是一种单向的、想象中的社交关系，明星本人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当这种单向的关系变得非常强烈，一个人开始极度痴迷于某一个或几个名人时，就变成了名人崇拜。论文的作者认为，这种极端的痴迷状态，在精神病理学上有些类似于一种叫做“被爱妄想症”的心理状况。

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想，研究者招募了102名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完成一份叫做“名人态度量表”的问卷。这份量表可以用来测量一个人名人崇拜的程度。同时，研究者还让这些参与者做了六项不同的认知能力测试。这些测试涵盖了几个方面，包括言语创造力、晶体智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空间能力，以及“认知需求”。其中，“晶体智力”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而“认知需求”则反映了一个人是否喜欢从事需要动脑的思考活动。

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者最初的预测。他们发现，参与者在名人态度量表上的得分，与他们在多项认知能力测试上的表现，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在名人崇拜量表上得分越高，也就是越崇拜名人，他在那些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往往就越差。

论文得出的结论是，认知能力的某些不足，确实会增加一个人陷入名人崇拜的风险。研究者特别指出，认知缺陷只是起到了一个“促进”或“辅助”的作用。论文还提到，与灵活性和联想学习相关的认知缺陷，与名人崇拜的倾向有关。不过，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名人崇拜者会在言语、视觉空间等所有认知方面都表现出全面的不足。

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Lynn E. McCutcheon当时任职于德锐大学，他是名人崇拜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参与开发了该领域最常用的测量工具“名人态度量表”。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John Maltby，南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名声心理学”专家James Houran等也也一起参与了该论文的写作。

这篇论文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能找到不少印证。2025年，首都机场公安局针对粉丝聚集追拍、进入隔离区后追逐逗留拍照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对31名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有粉丝为追某艺人闯入防爆检测围栏并将工作人员推倒；江西景德镇机场某男团抵达时，粉丝冲车被刮倒，出现惊险一幕。这些粉丝为了近距离接触偶像，完全不顾自身安全和公共秩序，做出明显缺乏理性判断的行为。

粉丝为见明星挤碎玻璃门

另一个例子来自网络直播领域。上海一位70岁的江阿婆，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给网络主播打赏了336万元，最后连十几元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江阿婆平时买菜都要讨价还价，但在直播间里却动辄刷出几千上万元。她沉迷于直播间里的PK机制，陷入了“必须守护主播、帮主播赢下比赛”的执念之中。这种被主播操控、丧失基本判断力的行为，与论文中提到的认知缺陷促进名人崇拜的结论是一致的。

自2003年这篇论文发表以来，学术界关于名人崇拜与认知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在继续。2021年，一篇发表在《BMC Psychology》期刊上的研究再次检验了这个问题，标题是《重新审视名人崇拜与认知技能：将卡特尔的双因素智力理论应用于一项横断面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正是2003年那篇开创性论文的第一作者Lynn E. McCutcheon。可以说是原作者在接近二十年后，用1763名匈牙利成年人作为样本，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的再次检验。研究结果依然发现，参与者在名人态度量表上的得分越高，他们在词汇测试和数字符号测试中的表现就越差。即使把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这些因素都排除掉，这种负相关关系依然存在。

不过研究者也明确指出，这种关联的强度是有限的，而且无法证明是名人崇拜导致了认知能力下降，还是认知能力较低的人本身就更容易陷入名人崇拜。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维持对名人的强烈痴迷和单向情感连接需要耗费大量的注意力和心理能量，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其他需要动脑的任务。另一种可能是，认知能力较高的人更善于识别名人背后商业包装和营销策略，因此不太容易产生过度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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