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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崛起，离不开几任美国总统的“助攻”，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一个让中国入世贸，一个让中国有了发展时间，一个让美国错失了技术优势，当特朗普上任时，美国战略界发现，他们已经丧失了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这场世纪之战前途未卜。

11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火药味极浓的辩论，一方是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高参、自由派旗手杰森·福尔曼（ Jason Furman），一方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的创始人奥伦卡斯（Oren Cass）。

两人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一直辩论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福尔曼认为中国加入世贸是利大于弊，降低了美国的生活成本，但卡斯却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是灾难性决策，当年的一系列假设都是错误的。

卡斯虽然有偏见，但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加入世贸确实是中美国运的分界点，自此之后中国迅速发展，每年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而美国则接连做出灾难性决策，不断衰退。

第一个给中国送来助攻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他当年极力促成中国加入世贸，加入世贸可以让参与国免于随意的反倾销调查、高关税壁垒和配额限制，让中国受到的贸易限制更少。

克林顿和美国战略界让中国加入世贸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当时美国商界，尤其是波音、通用电气、沃尔玛急欲打开中国市场，美国农民也希望向中国出售农产品，美国当时正处于通胀周期中，克林顿希望通过中国的低成本供应链降低物价，来赢得选民好感。

二是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有能力将中国“和平演变”，采纳西方制度的中国最终会融入美国主导的体系，成为美国的附属国。

美国当时刚赢得冷战，认为美国民主是“历史的终结”，是不可阻挡的大势，美国需要做的只是加快这一进程，他们相信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开放，最终中国将被和平演变。

这套战略被称为接触+融入。

现在看来，克林顿的第一个目的部分实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供应链确实让美国物价降低了，但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制造业也遭遇了竞争，这在美国被称为“china shock”。

另外，中国也未向美国假设的那样被和平演变，成为另一个日韩，中国在经济崛起后反而对自身体制更有信心，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更大，不仅没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反而成为独立，强大的竞争对手。

因此，包括卡斯，特朗普，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克林顿，但其实这一点并不准确，当时美中强弱的态势太明显，没有人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预言而牺牲暂时的利益。

真正让中美国运发生逆转的其实是小布什，他没有采纳已经成型的遏制战略，反而因其混乱的经济政策和荒唐的对外战争（阿富汗、伊拉克）让美国由盛转衰。

2000年，美国战略界已经认为之前的条件太过优惠，应该限制中国的发展。

当时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霸权的结构性挑战，接触+融入的观点不现实，美国应该主动遏制中国。

他们当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战略计划，包括：

1、认为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

2、升级日美同盟，推动日本“正常化”与军事扩张，让日本承担第一岛链的核心角色。

3、推动亚洲版北约，将日韩、澳大利亚、台湾地区、菲律宾绑在一个非正式集体安全框架下，对台湾当局增加援助。

4、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协作，推动美印安全协议。

5、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端技术，阻止中国获得关键材料，奉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

6、推迟或拒绝中国加入WTO，至少要制定更为苛刻的条件。

考虑到当时美强中弱的态势，如果小布什采纳了这一战略，对于中国将是灾难性的，遭到围堵的中国将很难顺利进入全球市场，扩大出口，国内心态也会因为围堵变得更为激进，对外采取更保守的政策。

但是之后两件事，让美国鹰派的计划没有得逞。

一是911，911后，美国民意非常愤慨，小布什被迫将注意力转向阿富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911还激起了小布什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狂热，他们之后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将大量精力消耗在中东泥潭中，没有能力再去遏制中国。

二是当时的中国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江同志、朱同志一方面在国内推动市场经济建设，完成国企改革、入世贸和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对外韬光养晦，为了长远利益牺牲了暂时的荣辱。

911发生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不久，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无理行径非常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江同志仍然第一时间给小布什打了电话，表示对美国人民的哀悼并说中国愿意配合美国反恐。

小布什找不到反华的理由，而且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也确实需要中国协助，遂开始改善对华关系。

整个90年代，中国对美国都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为的就是赢得发展的时间。

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完全正确，2000-2010年，中国以2位数的经济增长发展，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因为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耗尽了财力，国力大不如前。

小布什放松对金融机构管制，允许无偿债能力的人0首付购房，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战争、金融危机掏空了美国，2008年后，美国再不复往日盛况。

2008年，中国开始了四万亿大基建再次迎来发展高峰，美国惊恐地发现中国已经无比强大，接下来就是奥巴马时代。

奥巴马和他的幕僚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但还是对美国制度抱有迷信，尤其相信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国最终会被美国和平演变。

对于奥巴马过度的乐观，《芯片战争》的作者克里斯·米勒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提到奥巴马战略由三个错误哲学组成：自由贸易万能主义、科技乌托邦和供应链全球主义。

奥巴马相信，自由贸易和技术扩散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出口管制都不会有效，奥巴马还坚信自由贸易，认为美国制造业的流失是市场选择，无需过度干预。

奥巴马和幕僚们认为只要美国“跑得更快”就能确立优势，所谓“跑得更快”，就是美国凭借其人才、资本和教育优势，在研发上永远领先，只要美国掌握设计权，在创新上的速度永远领先技术扩散的速度，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想法非常天真，一是技术创新不可预测，没有有更好的高端人才就能不断出现颠覆性创新的道理，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创新，也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创新，创新速度不一定能赶上技术扩散速度，而通过自由贸易和体制优势（国家投资），中国往往能迅速获得设备和人才，弯道超车，追上美国。

二是制造能力和设计权同样重要，如果只有创新而无法制造并不能获得优势。

米勒提到，军事优势更多取决于“制程能力”和“量产能力”，而不是单纯科研能力，如今中国的制造业远比美国庞大，产业链几乎自主，就拿无人机来说，中国的生产能力就比美国强出太多。

米勒甚至认为真正决定权力的是“现金制程制造能力”，而不是“设计能力”，美国之所以现在还占有优势，只是因为台积电、ASML和日本的光刻胶还大致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是如今中国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中的占比已经越来越高。

米勒认为，几十年的半导体发展史，就是美国不断让出制造和供应链控制权的过程，先是出让给台湾地区、韩国、荷兰，后来又逐步让给中国大陆，而即使对台积电、ASML和英伟达，美国也无法禁止住他们向中国大陆出口。

米勒认为，美国直到2018年才意识到自己在芯片全球化中丢掉了战略主导权，才开始真正重视出口管制，而这时已经为时已晚。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克林顿让中国加入世贸，扫清了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让中国获得了获取投资、外汇和扩大经济影响力的机会。

小布什将战略中心转向了中东，让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得以在这段时间完成内部改革，增强国力。

奥巴马对自由贸易和美国创新优势的迷信让中国得以从中低端制造迈向高端制造，获得了向美国挑战的能力，高端制造曾是美国及其盟友最大的资本，现在连这一点似乎都将不复存在。

与美国相比，我国在90-10年代的决策几乎次次正确，没有犯过一次战略错误，最终的结果就是“东升西降”，美国错失了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国可以和美国势均力敌地掰手腕。

拜登上任后，一度卷土重来，但被特朗普打断，如今，美国再次陷入内斗，外交战略受到特朗普个人情绪影响，混乱不堪，美国战略界担忧，这场大国博弈的结果极为难料，美国很可能是输家。

几十年前两国的决策，终于在几十年后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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